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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記者斯特朗眼中的八路軍
來源:黨史文匯 2019/02/28 10:18:00 作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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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在1938年10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上,毛澤東就指出,我們黨已經涌出并正在繼續涌出很多的積極分子,我們的責任就在于組織他們、培養他們、愛護他們,并善于使用他們。

抗日戰爭初期,美國進步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專赴山西訪問了八路軍司令部。通過近距離觀察中國共產黨在山西開展的一系列抗戰活動,她發現中國共產黨是一群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有卓越的領導人,以遠見卓識的戰略決策,緊密聯系廣大群眾的行為贏得了全國人民的支持,繼而迅速發展壯大,最終贏得了抗戰的偉大勝利。

斯特朗,著名美國女記者、作家、偉大的革命觀察者、中國人民的好朋友。她一生6次訪問中國,并于1958年定居中國,直至1970年過世,她的一生與中國有著不可割舍的情結。1937年12月,斯特朗從香港輾轉到漢口,并深入山西抗日戰場,訪問了在晉西北的八路軍司令部。這是她第3次訪華之行。飛抵漢口時,這里的政府正在積極組織人民武裝起來“贏得勝利”。斯特朗看到了中國革命的希望,然而這位追求真理的記者并不滿足于此,她說:“要認識新中國,不僅要看漢口。”1938年1月初,斯特朗搭乘閻錫山的專列前往山西,去采訪“早已聞名的西北戰士”。通過對山西戰場的親身考察與采訪,斯特朗對中國共產黨積極抗戰的行為表示肯定與支持,她認為,八路軍在山西抗戰取得的成績為中共提高了威望,是中共獲得人民的支持與擁護,并迅速發展壯大的重要原因。斯特朗記錄山西八路軍司令部之行的文字,使全世界人民得以正視中共與八路軍,也為研究山西抗戰提供了珍貴的一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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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總司令與斯特朗合影

共產黨人的信仰

中國共產黨是一支以馬克思主義的理想信念為紐帶緊緊團結在一起的政黨。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大會的講話中指出:“中國共產黨是用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政黨,馬克思主義是中國共產黨理想信念的靈魂”。

斯特朗在山西戰場親眼目睹了中國共產黨人“在政府軍中為了自己的信仰而同日本人作戰”。在她訪問八路軍總部期間,那里正準備召開軍事會議。山西各地的八路軍將領朱德、彭德懷、賀龍、劉伯承、林彪等人都集中在這里,斯特朗在回憶錄中感慨而言:“我真走運。”作為一名記者,斯特朗認真了解并分析了每一位八路軍指揮官加入中共前后的經歷,眼前艱難困苦的生存條件令她意識到,共產黨人在過去10年中的任何時候,都可以通過背叛他們的信仰在政府軍中獲得高官要職,“然而誰也沒有這樣做”。她看到這些中共高級軍事將領“全部過著艱苦的生活”。為了進一步了解國民黨與共產黨在抗日戰場上的關系,斯特朗采訪了八路軍總司令朱德:“你們是在政府統一領導下作戰呢,還是作為政府的盟友戰斗的?”朱德回答:“我們是蔣介石中央軍事委員會領導下的政府軍隊。”

在斯特朗看來,毅然完成了兩萬五千里長征的女共產黨人,是世界上最具有勇氣以及忍耐力的婦女。在采訪經歷過長征的女共產黨人時,斯特朗深切體會到了中國共產黨人強大的信仰力量。鄧穎超向斯特朗講述了婦女們在長征途中的生活情況,她回憶說:“只要我們一停下來,放下背包,婦女們就在人民群眾中召開會議,告訴他們日本人正在侵略我們的國家。”她還告訴斯特朗,是愉快使得她在長征途中消除了肺病。斯特朗詢問她在艱苦條件下還那樣高興的原因,鄧穎超回答:“我們有一個光明的、充滿希望的未來。我們團結一致,并且認識到,我們選擇了一條正確的道路。我們相信,我們能克服一切困難。”“你現在感到像那時候一樣高興嗎?”斯特朗進一步提問,鄧穎超告訴她:“我認為更高興些,因為現在事情更有希望了。”

人民軍隊在戰火硝煙中成長

全面抗戰爆發后,中共積極號召全國上下投入到戰斗中,實行全面抗戰路線。毛澤東從全國抗戰形勢的戰略高度,闡述了共產黨軍隊之于山西戰場所扮演的角色:“紅軍此時是支隊性質,不起決戰的決定性作用。但如部署得當,能起在華北(主要在山西)支持游秸決定作用。”通過在山西八路軍司令部的觀察及采訪,斯特朗對共產黨領導下的軍隊有了深刻的認識。

八路軍在山西的戰績為中國人民奪取抗戰勝利帶來新的希望。早在日軍攻占南京時,斯特朗就注意到了山西境內的反侵略戰爭。南京陷落之后,多數人認為這場戰爭將以中國的失敗告終,然而這種情況并沒有發生。斯特朗深刻洞察造成這一局勢的主要因素,是兩個月前八路軍與日軍在平型關進行的一場戰斗。平型關位于大同市靈丘縣與忻州繁峙縣的分界線上,偏僻的地理位置使得極少有外國記者能關注到它。斯特朗以敏銳的觀察力意識到這場戰斗的重要性,她認為,平型關戰役的勝利對于拯救中國,甚至比后來較為人所知的臺兒莊戰役的勝利意義更大。據斯特朗分析,一方面,平型關大捷在軍事上打亂了日本的推進計劃,拖延了日軍進攻華中的步伐;另一方面,平型關大捷在政治上使蔣介石看到了新的抗日力量:“中國未來的長期抗戰的勝利基礎,并不在南京或其他大城市,而是在中國的廣大農村。”在中國甚至世界人民認為這場戰爭已經結束的時候,斯特朗道出了中國抗戰的實際形勢――“戰斗才剛剛開始”。八路軍靈活利用游擊戰術扭轉了山西的抗戰局勢。斯特朗對于山西抗戰的形勢十分關注,在抵達臨汾不久,她就向當地的一名面粉廠經理了解了山西當時的情勢。在這位主人的描述下,斯特朗發現:山西的部分重要城鎮與交通要道雖然在名義上已為敵軍所侵占,但在面積上只占據了全省100多個縣中的14個。彭真在1937年底對山西抗戰最新形勢的分析,證實了斯特朗的看法:“晉察冀邊區20縣以及晉西北、晉西、晉東、晉南的廣大領土,已先后收復,仍保持在我們手里。”采訪了當地老百姓之后,斯特朗對山西的戰局有了全面了解,她發現,位于山西境內的敵人并不能隨心所欲地利用被他們攻占的城鎮,如果不是幾個人一起,并且拿著武器,日軍是不敢隨意外出的。反之,當地人民卻可以利用地形優勢在全省穿梭自如,要是有中國游擊隊一站接著一站的護送,甚至可以橫穿日軍聲稱已經占領的地區。在與斯特朗同被稱為“3S”的艾格尼絲?史沫特萊的回憶錄――《中國在反擊》一書的序言中,斯特朗給予了八路軍以極高的贊譽,她稱其為“世界上最有經驗的游擊戰士”。初到山西的斯特朗看到,當地人民在八路軍的幫助下頑強與敵人抗爭,守住了自己的家鄉。

中共領導人的人格魅力

領導人是一個政黨、國家的靈魂所在,一支鋼鐵般的軍隊同樣少不了優秀的領導者。中國共產黨的軍隊以英勇、頑強的特點聲名遠播的同時,其背后的領導人也吸引了無數中外記者的好奇心。美國作家休梅克在整理西方記者于1927-1945年期間對中共的報道時發現:“共產黨的領導人給西方客人留下了持久不能忘懷的印象。差不多每一個較有聲望的共產黨官員都成為這位或那位記者好奇心的對象。”采訪朱德、彭德懷等八路軍指揮官之后,斯特朗對中共領導人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她認為,正是中共領導人獨特的魅力,為這支隊伍贏得了力量和聲望。

斯特朗對八路軍指揮官的第一印象是“樸素和直率”。抵達八路軍司令部的第一天,斯特朗就發現他們是一群完全沒有“架子”的領導人。據斯特朗回憶,她搭乘的汽車抵達山西北部一個小村莊時,當地老百姓與八路軍紛紛出來迎接。在他們中間有一個穿著灰藍色的衣服,滿身塵土,很像農民的人俯身與坐在車里的她握手,用德語向她打招呼。斯特朗驚訝地發現這個在漫天灰塵中和農民們一同迎接她的人就是中國“傳奇式的英雄”――朱德。斯特朗認為,再沒有哪個中國軍事領袖會像中共領導人這樣不拘禮節地跑來迎接她的汽車。

八路軍及其領導人身上“廉潔”的品質也使斯特朗記憶猶新。在她采訪期間,政府分發了45000人份的給養和薪金,但八路軍全體戰士通過縮減開支與糧食,將這些戰爭補給與新入伍的士兵共享,使當時的軍隊擴充了將近一倍。斯特朗就八路軍指揮官的工資數額進行了調查,賀龍師長的工資為人民幣5元,朱德司令為6元,她直言不諱地說,八路軍將領的薪金與其他中國指揮官平時的工資相比,只算是“少得可笑的零頭”。

八路軍指揮官與士兵之間深厚的友誼給斯特朗留下了深刻印象。細致觀察,斯特朗察覺這支軍隊不存在內部隔閡、爭吵或者暴力行為,每一位戰士在提到他們的長官時,臉上都會露出喜悅的神色。通過采訪八路軍,斯特朗意識到,每一個普通士兵的生命對于中國共產黨來說都是寶貴的。她觀察發現戰士們會不辭辛苦的用擔架抬著傷員長途跋涉,她說,再沒有哪個軍隊會如此關心普通的士兵。

在與八路軍朝夕相處的日子里,斯特朗意識到中共領導人十分注重培養戰士們的主動精神。斯特朗的翻譯員告訴她,在他與這些中共領導人多次的相處中,令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這些人身上完全不存在官僚主義。翻譯員向她解釋說:“過去我從未見過把下屬訓練成和他們一樣出色的軍人的將軍。”斯特朗發現事實就是這樣,例如朱德總有時間同農民、外國記者還有普通士兵談話,幾乎看不到他下命令,但軍隊完全不見混亂渙散。斯特朗對中共領導人注重培養士兵主動精神的行為評價極高,她認為,在運動戰中發揮主動精神是十分重要的,是部隊于大區域內分散活動的同時保證協調合作的重要環節。

人民軍隊為人民

抗戰初期,中國共產黨迅速發展壯大的原因不僅在于其卓越的軍事能力,更在于其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抵御外敵入侵,形成了堅強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共產黨始終堅信,抗日民族革命戰是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朱德就這一抗戰形式分析并指出:“持久抗戰與取得最后勝利的關鍵,在于我們能否去團結這龐大無比的人力,并很好地運用它。”訪問八路軍司令部期間,斯特朗通過對八路軍動員群眾的行動的觀察采訪,對中共與人民之間的關系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中國共產黨積極發動群眾投入到抗日戰斗中。親自考察山西當地的人民武裝情況后,斯特朗認為,八路軍在努力發動群眾、組織群眾進行自衛這一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且成為所有其他中國軍隊的楷模。通過對當地人民的采訪,斯特朗了解到,當地人民在八路軍的動員下被組成了民眾團體或戰斗小組分別向軍隊提供援助。戰斗小組由擁有武器的青壯年組成(雖然幾個人才有一支步槍)。在斯特朗看來,“他們是八路軍一支巨大的后備力量。”據斯特朗觀察,這些戰斗小隊在沒有任何指導與建議的情況下能夠自發地派出崗哨,排查陌生人;在沒有步槍的情況下發明出有效的土武器;在夜間奇襲日軍兵營,為正規部隊提供武器與物資援助。賀龍向斯特朗表達了他對農民武裝隊伍的高度認可:“在抗日游擊戰爭中,農民們體現了非凡的智慧和組織才能。”劉伯承也給予人民武裝隊伍以極高的評價,他們是“一切游擊隊及一切基干隊擴充的源泉,同時也是動員供給抗戰資財的源泉”。人民自衛團由沒有武器的群眾組成。斯特朗了解到,這些人表面上仍做著日常生活中的工作。但實際上,他們承擔著巡邏、傳遞情報、照料傷員、在敵人靠近時迅速轉移當地人民,并破壞敵人必經道路等艱巨任務。中共領導人對斯特朗說,八路軍與老百姓的關系,就像魚兒和水一樣。與斯特朗一樣認可中共與人民之間緊密關系的,還有美國軍官卡爾遜。他在考察新四軍時,為這支軍隊體現出的強烈的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原則感到震驚,他談到:“很多跡象都表明了軍隊和人民之間的密切合作。”

在團結起來投身戰斗的群眾身上,斯特朗看到了中國人民昂揚的斗爭氣勢。正如一位從山西前線歸來的婦女說的那樣:“中國人愈戰斗,斗志愈旺盛。”對于中國人民驅逐侵略者,獲得抗日戰爭最終勝利,斯特朗本人給予了肯定與支持:“五分之一人類的解放是本世紀最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大事,因為四億五千萬中國人民贏得自由之時,世界解放的日子也就不遠了。”

共產黨密切聯系人民的行為,是贏取革命勝利的關鍵所在。任弼時在接受斯特朗的采訪時說:“我們的軍隊十分重視發動群眾的工作,只有人民參加抗日,我們才能勝利。”他分析并總結了這一行為的長遠意義:武裝動員群眾是取得抗戰勝利的保證,也是戰爭過后順利推行民主政策的保證。相對于共產黨積極團結人民群眾,提倡民主的行為,斯特朗認為,蔣介石統領的南京政府是對偉大的人民力量的嚴重歪曲。1940年底,第四次訪華的斯特朗,對中國政治的情況有了更深刻的認識與了解,她在《中國的國共危機》一文中,報道了蔣介石對于民主的態度:“如果讓人民做主,那我如何統治人民?”這篇被發表在《美亞》雜志的文章中,斯特朗清晰的表達出國民黨已經失去了民心:“拯救中國從來不會太遲,她會生存下來。中國人民將在某些旗號下組織起來驅逐日軍,即使它可能不是重慶。”解放戰爭勝利前夕,斯特朗第四次來到中國,回憶起這次采訪山西抗戰之行,她已然看到國共兩黨未來的命運:“這場偉大的戰爭對每個人都是一次機會……不論是共產黨或國民黨。共產黨以大無畏的精神發揮了人民的力量,而蔣介石卻壓制人民。”由此,共產黨順應了人民的意愿開展革命活動,“進而取得勝利”。

斯特朗對山西八路軍司令部的短期采訪,使她看到了中國的抗戰取得勝利的光明前景,也使她相信中國的前途和命運一定會掌握在共產黨人手中。這種堅持,使她向美國以及全世界進行了及時地、客觀地傳播與報道,從而令全世界進一步關注及認識中國共產黨的真實面貌。正如斯特朗在1932年1月11日,致陳友仁的信中所說:“我到中國以后,會盡力做好介紹共產黨的工作,而使其受到公正的對待。

原標題:美國記者斯特朗眼中的八路軍

責編:許舒琦 (如涉版權請聯系banquan@haijiangzx.com  轉載請注明海疆在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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